兩年前，阪本龍一複出為山田洋次執導的導演《如果和母親一起生活》編曲，接著便為《荒野獵人》、《怒》配樂。 阪本龍一

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老去-的。

在威尼斯的片子宮裏，我們見到了鶴發的阪本龍一，這是一位三年前曾罹患喉嚨癌的音樂家。2016年初，另一位音樂天才大衛·鮑伊因為肝癌而隕落。同住紐約，共處於市中心，阪本龍一相信，“我們可能去過同一家醫院”。所幸的是，阪本龍一走出了醫院。

兩年前，阪本龍一複出為山田洋次執導的導演《如果和母親一起生活》編曲，接著便為《荒野獵人》、《怒》配樂。而這次，他帶著一部紀錄片《阪本龍一：終曲》來到了威尼斯片子節。

這部紀錄片有阪本龍一各個時期的珍貴畫麵，包含70年代的演奏現場，80年代在中國長春、大連、北京等地拍攝《末代皇帝》...的花絮，《戰場上的快樂聖誕》、《遮蔽的天空》...的創作心得，以及他前往非洲肯尼亞、北極采風的視像資料，除此之外，阪本龍一還在紀錄片中，談及了罹患喉癌的心路曆程，坦露身為藝術家的自己關心環境、政治、社會議題的原因。

在中國，阪本龍一被樂迷稱作“教授”，聽到這樣的稱謂，他主動與我來了一個溫暖的握手，並說出了相當尺度的“你好”、“謝謝”。

對於很多樂迷而言，崇敬和喜愛阪本龍一並不僅僅是因為音樂，還有生活方式以及個人思想，關於這些，《阪本龍一：終曲》可以給人很全麵的謎底。除此之外，不可忽視的是，阪本龍一那始終如一的紳士態度和優雅氣質。

“如何優雅地老去？”我問他。“教授”有點害羞地說“我也想知道”，隨後，他想了想，“努力去豐富自己，多念書，看好-的片子，以及感受自然。”

“從沒有想過會有癌症，這始終像是一個玩笑”

從二十多歲開始工作，阪本龍一就沒有停歇過，直到被確診喉癌，他才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已經被透支，“從沒有想過會有癌症，這始終像是一個玩笑”，阪本龍一在紀錄片裏難以置信地說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起，阪本龍一開始生活在美國紐約。在針對癌症的一年治療期結束後，城中的另一位音樂天才大衛·鮑伊卻因癌症而與世長辭。盡管在《戰場上的快樂聖誕》中有所合作，但阪本龍一說，兩人很少聯絡，“盡管我們住在同一座城市，都住在市中心，但我們從未碰到過彼此。”

阪本龍一提及了大衛·鮑伊-的《Lazarus》，然後是他並不那麼喜歡的專輯《The next day》，“最後那張《Blackstar》我真的很喜歡，然則突然間，兩天之後，他就去世了。”

“他的聲音聽起來不像是一個知道自己很快就會死去的人，他想有更多的時間去創作新，的音樂，在同時，我也有同樣，的病，我相信，我們去過同一家醫院。”

實際上，阪本龍一在確診的時候，正在做新的專輯，最初他也抱持著與大衛·鮑伊類似的心情：“不知道自己還剩若幹天，不把任何事情看做理所應當，隻想留更多...的音樂在世上”，“如果可以，我卻沒有努力去‘揮霍’生命，那是很忸捏，的”，如此，他堅持了一陣子。但最後，他還是不得不全麵停工。

一年的治療期過後，阪本龍一感覺自己好了很多。癌症的經曆，讓他開始更傾向於多做自己-的音樂，不隻是看著那些片子畫麵、聽導演的想法、從外界角度來創作，而是“表達自己內在，的聲音。”

“你還有若幹次看滿月升起的機會？ 也許4、5次。也許更少。”得了癌症後，保羅·鮑爾斯寫的《情陷撒哈拉》裏的這一句，牢牢地刻在了阪本龍一的腦海裏。

“是與否，這條路與那條路，都是純潔...的，我...的特質。”

紀錄片裏，有一個雨天，阪本龍一打開花園的小門，把藍色的水桶蓋在頭上，以這種奇特，的介質傾聽雨聲。

2008年，阪本龍一應老友-的邀請，前往了北極，在白雪茫茫的世界裏，阪本龍一對著鏡頭說：“我覺得隨時會死去。”在一方碩大的冰山腳下，阪本龍一拿出撞擊樂器，在一洞小小的水流裏，阪本龍一探入收音器，開心地說，“我這是在‘釣’聲音啊”。

“工業革命以後，自然被打造成有形的物體，人們通過它們去聽大自然的聲音。”阪本龍一說，但他卻更迷戀大自然原本...的聲音。

在此之前，阪本龍一的編曲經曆了不同的時期。

片子《戰場上的快樂聖誕》是他為片子配樂的開端，動力來源於導演大島渚-的鼓勵。談及大島渚，阪本龍一憶起第一次見他-的場景，“那是東京市中心的一條街道上，在與武裝警察對峙的遊行人群中，大島渚站在第一排，太激進了，他那時也許是在40多歲。”

第二次見麵，是大島渚造訪阪本龍一...的工作室，兩人要聊《戰場上的快樂聖誕》的片子劇本。阪本龍一回憶，其時他正望著窗外，大島渚就湧現了。

“寫出《聖誕快樂，勞倫斯先生》的時候，我很年輕，那個聲音幾乎完全是由合成器、電腦或者類似的技術製成的，那時候它們是很少見的，後來我就開始使用慣例-的樂團，比擬少用合成器。近些年，我經常會想，可能在《聖誕快樂，勞倫斯先生》之後，我應該多用合成器的，也許我本可以成為一個比現在更奇特的編曲者。”

“不外如果我隻用合成器作曲，可能導演就會用別人作曲，而不消我了。”阪本龍一笑著說。

在這之後，就是1986年，的《末代皇帝》，導演貝納爾多·貝托魯奇是想讓他去演戲的。其時，阪本龍一在大連演了兩天，之後又去長春片子製片廠。紀錄片裏，阪本龍一在劇組人員的圍繞下現場演奏，貝托魯奇興奮地對著鏡頭說：“這是大師之路的開始。”

完成拍攝後，阪本龍一去了紐約，貝托魯奇一個電話把他叫到倫敦，一周創作了45首歌，“壓力很大的，但現在看起來好像做得不錯”。

《阪本龍一：終曲》裏沒有談及阿莫多瓦，這是紀錄片導演的取舍。在阪本龍一看來，阿莫多瓦是一位非常和氣且有發明力-的導演，“大多半情況下，幾乎所有的導演都非常像專製者、指揮家，命令和要求人們，但他不是的。”

“其實他很想我盡快地觀察西班牙的一切，然則我想我到現在都沒有真...的觀察到，那是我很後悔的地方，我應該花更多時間去更深地輿解西班牙的，然則我卻沒有，因為真正地、深入地、奇特地去理解西班牙文化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它是複雜的、曆史性-的、具有文化複雜性的，涉及的因素和要素是非常多，的，是很長-的曆史，太難了。”

沒有唱片公司的幹擾，按照自己的節奏發專輯，既可以通俗又可以做自然音樂或硬核電音，阪本龍一是風格多變的自由音樂家。他坦承對所有的作品都喜愛，但也有偏好，好比說，比較《音樂圖鑒》和《未來派野郎》，他會更喜歡前者，“後者好像更像一種流行趨勢，不像前者那麼無時代性。”

“是與否，這條路與那條路，不管我放了若幹元素，自然，的聲音或是機器的聲音，都是純潔的，我-的特質。”

“音樂是需要和平的”

阪本龍一十五六歲的時候，巴黎、紐約、芝加哥以及日本的學生運動正在興起，那時候讀高中，的他，變得非常激進，戈達爾成為他其時的偶像。在戈達爾之後，阪本龍一開始看特呂弗和費裏尼，然後是貝托魯奇和大島渚。

“我是從1992年開始思考環境問題的。”阪本龍一說，“藝術家對自然環境、人類社會的變更是最為敏感的。此後，這種意識開始影響我的音樂。”

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，阪本龍一假寓紐約。“因為多樣性。我是一個黑人，我是個穆斯林，我是個LGBT人群，這就是紐約。”

2001年9月11日-的早上，兩架被恐懼分子劫持的客機，分別撞擊紐約的地標性建築雙子塔（紐約世界貿易中心），迸發出巨大聲響，阪本龍一望向窗外，震驚之中，拿出相機，拍下了撞擊發生之後的場景。照片中，高樓殘體的側麵，有驚鳥飛過，這種比較深深震撼了他。“911事件”發生後，他一直沒有在紐約聽到音樂，直到事件過去一周，他才在時代廣場聽到有人唱《Yesterday》。

“音樂是需要和平的。”阪本龍一說。

“為什麼我們，的世界這麼暴力？這讓我忍不住想去探尋生命的起源。”於是，阪本龍一在2002年2月去了非洲的肯尼亞，在人們居住的河邊，他發生了“隻有愛能夠戰勝恨”的念頭。2008年，他又去了北極，體會到了“隨時會死”的渺小。2011年，他前往地震核泄漏的福島探訪，還在災區，為人們演奏了那首名曲《聖誕快樂，勞倫斯先生》。

如今，阪本龍一還是會和日本的家人相聚一兩次，但生活和工作仍然是在紐約，“我仍在關心日本的狀況，不管是環境上-的，還是政治、社會議題上，的，因為與在美國發生的非常相似，右翼正在上升，日本五年了，在美國隻是幾個月罷了。”

談及中國，阪本龍一說：“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我意識到，中國在日本曆史上的影響力很大，政治、製度、人口、建築、食物，幾乎一切都是中國帶來的，所以我對中國的曆史和文化有很大的尊重。”

《阪本龍一：終曲》的最後一個鏡頭，是他彈奏鋼琴的畫麵，阪本龍一笑著說：“我每天都練琴，確保手指能夠保持練習狀態。”

如何優雅地老去？挺過癌症的阪本龍一:我也想知道的關鍵內容：如果和母親一起生活,荒野獵人,怒,末代皇帝,戰場上的快樂聖誕,遮蔽的天空,Lazarus,Blackstar,情陷撒哈拉,音樂圖鑒,未來派野郎,Yesterday,大衛·鮑伊,武裝,獵人。